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红军长征这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党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审时度势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对事关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党和红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完成了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这一系列重要会议从一个视角真实再现了我们党在那场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中作出重大决策的艰难过程，反映了党在重大历史危急关头始终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矢志追求真理、敢于善于斗争的伟大品格。本报以长征中的若干重要会议为线索，策划组织系列文章，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历史，赓续伟大长征精神。
长征初期，随着敌我态势不断变化，中央红军对战略方向的认识和调整也在严峻斗争中逐步深化。1934年12月召开的通道会议，围绕行动方向展开讨论，这是中央根据当时敌情、军情重新审视原有部署的重要举措，对随后的军事行动产生直接影响，为战略方针的进一步调整创造了条件。中央档案馆馆藏的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致各军团、纵队电》，以当时形成的军事电文，留下了这一关键时刻中央红军调整行动部署的直接记录，为我们理解通道会议在长征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档案见证。
血战之后向何处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战略转移初期带有明显的“搬家式”特征，大量辎重随军行动，严重影响部队机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逐步判断出红军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湘江沿岸布置重兵。经过五昼夜激战，中央红军虽然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兵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如果继续机械执行既定计划，等于自投罗网，极有可能遭受新的重大损失。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谈到当时的形势，认为如果仍同优势敌人打硬仗，就有覆没的危险。
血的教训推动党内军内重新思考军事路线和行动方向。陈云在1935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留下了十分重要的文字：“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说明，遵义会议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反思和纠正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正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说，从湘桂黔交界处开始，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争论不断深化。两份史料相互印证，说明通道会议不是凭空出现的一次临时动议，而是湘江血战之后中央领导层开始重新审视既定战略的结果。
面对已经变化的敌我情况，毛泽东明确主张不能再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应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这个主张不只是地图上由北向西的“转兵”，更是决策依据从固守既定方案开始转向符合战场实际，为我军争取更多生存机会。随着战争中原有军事指挥弊端的不断暴露，毛泽东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改变行军方向逐渐具备了思想和现实基础。
紧急会议打开生路
关于通道会议的具体会址、会议性质、全部参会人员，由于没有发现完整的会议原始记录，亲历者回忆又有差异，党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讨论。较为一致的表述是：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参会者有博古、李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和王稼祥，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向问题。
一些亲历者的回忆留下了会议现场细节。据时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回忆，当晚几位中央领导在屋内开会，“提了一个马灯看地图”，他“在屋子前面守卫”。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称，到达黎平之前曾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讨论后续的作战方案。1971年，邓颖超在答复中国革命博物馆有关人员时转述周恩来的意见，明确肯定长征途中开过通道会议。
会议讨论的焦点，是继续寻机北上还是先向贵州西进。李德的回忆承认，毛泽东反对按原定方案行动，坚持继续向西进入贵州，并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通道会议使“西进贵州”由争论中的主张变为中央红军立即执行的行动方向，战略上的进一步明确则在随后的黎平会议上完成。
最能说明这一变化的，是当时留下的军事电文。12月12日19时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标注“万万火急”的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要求红一军团有关部队向黎平方向侦察，第一师如条件具备“应相机进占黎平”；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以及红五、红八军团也分别向西调整位置。12月13日，中革军委再次部署各部“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与此同时，中央还根据湘江战役后的实际状况整顿编制，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增强部队机动和指挥能力。
独立自主迈出重要一步
通道会议首先体现出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重新显现。长征初期遭遇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事指挥脱离实际，把外国经验和正规战争模式机械套用到中国革命战争中。这次会议从实际出发重新判断敌情、我情，以实践检验和修正既定方案，为此后红军逐步争取战略主动提供了重要前提。
通道会议也标志着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开始迈出重要一步。通道会议并没有一下子完成这种思想上的成熟，但它在一个极其具体而紧迫的军事问题上，使来自中国革命实践的正确主张开始进入中央决策。行军方向的调整背后，是思想方法和决策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独立自主的思想开始萌发并进入革命实践。
这种变化很快在后续会议中继续发展。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明确新的战略方向。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召开的猴场会议，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重大军事决策的领导。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则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形成的传达提纲，把遵义会议的召开追溯到“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说明历史转折有着清晰的酝酿和发展过程。通道、黎平、猴场、遵义，不是彼此割裂的几个点，而是一条在实践中纠正错误、深化认识、调整领导和决策方式的历史链条。从通道会议开始，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得到越来越多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同，党和红军逐步从机械执行既定方案转向更加注重依据实际自主决策，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来探索。